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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生前遗嘱分为经公证的生前遗嘱、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见证人完成的生前遗嘱、亲笔书写的生前遗嘱和视听生前遗嘱。作为专业的家庭律师,杜钦对深圳推出的“生前遗嘱制度”寄予厚望,乐见其成功。7月7日,杜沁接受了深圳法治发布与法律“灵”距离栏目专访,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她的生前遗嘱公证全过程。杜琴律师接受法律“灵”距离栏目专访,分享了她的生前遗嘱公证的亲身经历。(张玲 摄)生前遗嘱制度带来的变化体现在法律效力上
记者了解到,在《条例》修订前,家庭律师为委托人订立的相关监护协议的内容,实际上与生前遗嘱的内容并无太大区别。杜琴律师告诉记者,她的不少委托人都有生前遗嘱的要求。尤其是在一些无法治愈的伤病结束后深圳律师,或者临死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进行插管等创伤性抢救措施,还是去生命支持系统?这些都是客户希望律师写入监护协议的所有内容。委托人也担心,即使是写在监护协议上,如果不同的监护人意见不一深圳律师,当事人能否说了算?《条例》修改后,给患者申报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法律效力。“之前的声明是依靠监护人主动履行的。随着《条例》的定性,当事人的生前遗嘱声明具有法律效力,意味着监护人不再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不再使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当事人的选择是否有利。只要监护人按照当事人的意愿陈述安排医疗措施,就是对当事人最有利的安排。” 杜钦说道。
医疗机构也是如此。当患者无法自主选择医疗方案时,医疗机构必须听取监护人的意见。现在有了生前遗嘱系统,病人的意见是主要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官网截图及《深圳市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律师亲身经历证明生前遗嘱制度的必要性杜琴律师决定对生前遗嘱进行公证,这与她的亲身经历有关。她告诉记者,她的亲戚已经80多岁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采取了各种抢救和救治措施,只延长了他们几天的生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她看来,这些痛苦是可以幸免的。亲人的经历促使她决定尽快为自己立下生前遗嘱。杜琴希望能亲自推动生前遗嘱制度的真正落地,同时,她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客户一个指导。
杜钦律师解释说,其实生前遗嘱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仅限于比较狭窄的范围。仅适用于伤残末期或死亡前的医疗措施。而这个医疗措施只有三种选择:1.是否采取插管或创伤治疗措施2.是否进入生命支持系统3.是否对患者的原发病进行持续持续治疗。她建议,在决定对生前遗嘱进行公证之前,当事人应该对什么是创伤治疗措施、什么是生命维持系统、什么是原发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除了3例生前遗嘱外,杜琴律师公证的这份声明还包含5个愿望清单①我想要或不想要任何医疗服务②我想要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③我想要别人给我治疗④做什么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 ⑤我想有人帮助我。
图为空白样文,可勾选。图为空白样文,可勾选。生前遗嘱的设立和变更对形式和见证人都有严格的要求,也希望当事人慎重,不要时常改变。“改变变化,意味着你在考虑这件事情时可能没有那么理性。” 杜钦律师表示,这一制度无疑值得推广。她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活人什么时候申请?这个判断必须交给医生,医生的专业判断一定要信任;另一个是如何将遗嘱交给医生?无论是由监护人亲自送达,还是直接送达(来自公证处)。她认为这两个渠道都应该保持开放。杜琴律师表示,好的制度需要更加细化的实施细则深圳找律师,统筹医疗机构、律师、公证人、法院等,尽快真正落实。
【相关信息】中国的生前遗嘱推广最早是由北京生前遗嘱促进会开展的。协会于2011年推出生前遗嘱“我的五个愿望”。这五个愿望是:①我想要或不想要什么医疗服务?② 我要使用或不使用什么生命支持?③ 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④ 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⑤ 我想帮助谁。2021年成立深圳市生活遗嘱促进会。
【关于杜钦律师】杜琴,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合伙人,盈科全国婚姻家庭事务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律师协会民委主任,幸福加遗嘱创始人。重点处理婚姻、继承等重大疑难家族诉讼深圳律师,提供家族财富管理传承规划与实施。